何鸿恺的办公室，没有前台，没有秘书，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位。
他一个人对着三台屏幕，屏幕上跳动的不是股票K线，而是一个个“AI员工”的工作日志：这个在调研美国小游戏市场，那个在写代码，还有一个在生成产品图。
“我们公司一共3个人，但我们的‘同事’有很多。”何鸿恺指了指屏幕上的对话框，“他们都是AI。”
很难想象，三个月前，他还是美国深科技基金Taihill Venture的管理合伙人，投过100多家公司，常年穿梭于波士顿、硅谷的顶级投资峰会。
如今，他回到广州，在黄埔区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，开了一家只有3个人的“一人公司”（OPC）——广州溯理科技。
“如果此时不做，老了以后一定会后悔。”何鸿恺说。
从华尔街到广州，一个“反直觉”的决定
何鸿恺的履历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会“单干”的人。
中山大学毕业后，他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了硕士，随后在美国做了10年风险投资。他投过AI、投过深科技，也见过无数创业公司的起起落落。
但去年，他做了一个让同行们意外的决定，回国，创业，而且要做“一人公司”。
“我在美国最后几年，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，AI正在改变一切。”何鸿恺说，“以前我们把AI当工具，现在AI本身就是生产力。它可以像人一样被组织、被协调。这意味着，一个人+AI，就能干以前一个团队才能干的事。”
他决定亲身下场，验证这个判断。
为什么选广州？何鸿恺的回答很干脆：“广州是我的故乡。”
但不止于乡愁。他看中的，是广州的“务实”和“丰富”。
“广州有35个工业门类，什么产业都有。从制造业到本地生活，从外贸到文创，每个行业都有无数细碎的痛点等着被解决。而这些‘小而深’的需求，大厂看不上，传统小公司做不了，但一个人带着AI，刚刚好。”
两天做出一个产品，颠覆传统开发
落地广州仅3个月，溯理科技就交出了答卷。
第一款产品叫SeEat，瞄准的是欧美菜单“不带图、看不懂”的痛点。何鸿恺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，点菜是他最头疼的事——“越高档的餐厅，越不给你图片，菜单上全是法文、意大利文，点菜像猜谜。”
他用AI做了一个小工具，用户拍下菜单，AI瞬间生成每道菜的效果图，并自动翻译、标注过敏原、推荐菜品。
从萌生想法到上线，只用了两天。
这在传统软件开发时代是不可想象的。雇人去餐厅拍照、设计UI、写代码、测试……没有几十万元投入、几个月工期，根本做不出来。而用户愿意为这个功能付的钱，可能只有几美元。
“以前没人愿意做这种‘太小’的生意。”何鸿恺说，“但有了AI，开发成本几乎降到了零。花两天时间试试，不行就换一个。这种试错成本，一个人完全扛得住。”
现在，溯理科技一年能推出10到20款这样的AI小应用，全部面向海外市场。团队只有3个人，但效率是传统公司的百倍。
“顺手”做了一个智能体，省下90万元
更让人惊讶的，是一个“顺手”做出来的产品。
一次和广州市人社部门的闲聊中，何鸿恺得知，广州有356家就业驿站，每年考核评审全靠人工。11个区的基层工作人员要花一个多月，整理纸质材料、图片、表格……各种多模态资料，然后逐一对照标准打分。
“他们说，按传统方式开发一个评审系统，预算大概90万元。”何鸿恺说，“我们就说，要不我们试试？”
两个人和AI搭档，花了10天，做了一个评审智能体。驿站上传资料，系统自动归档、匹配指标、打分、生成建议。原来需要一个多月做完的活儿，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初筛。
“没想赚钱，就是顺手做的一个demo。”何鸿恺笑着说，“但这件事让我更加确信：AI时代，没有问题是‘太小了’。只要你真正理解一个场景，一个人就能用极低的成本给出解决方案。”
广州让“一人公司”找到土壤
为什么广州能长出这样的“一人公司”？
何鸿恺的答案，藏在广州的街头巷尾。
“广州什么产业都有。你去一趟专业市场，走一圈工业园区，就能发现几十个可以优化的环节。”他说，“而且广州人务实，不跟你讲虚的。你的东西能不能解决问题，能不能省钱提效，一试便知。”
在他看来，那些“小而深”的痛点，恰恰是OPC最擅长的战场。大厂不屑于做，传统公司做不起，但一个人带着AI，可以快速试错、快速迭代、快速落地。
“以前创业，拼的是资源、资金、人脉。现在创业，拼的是商业嗅觉和对场景的理解。而广州，恰好不缺这两样。”
从华尔街风投人到广州“一人公司”创始人，何鸿恺经过深思熟虑，选择在广州扎下根来。
“如果有一天我的公司长大了，从3个人变成30个人，那很好。但即使一直只有3个人，我们也能做出有价值的事情。”他说，“在广州，这完全有可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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